澶渊之盟后 ,和平降临了,来自北方的巨大压力没有了,大宋终于抛掉了压在心头数十年的包袱 。

赵恒并不觉得有什么屈辱 ,还洋洋得意地觉得自己取得了一场伟大的胜利,心情格外地舒畅。
既然北方战争威胁的警报解除了,那就不用再打仗了 ,不打仗,就不必要那么多的军队了。
因为养兵是很耗钱的 。为了节约军费开支,进而减少财政支出。
景德二年(1005年)正月,赵恒下令 ,合并防区,裁减军队,让大批的士兵回家种田 ,将那些因战争而荒废已久的土地重新开发出来,种上庄稼和经济作物,尽快恢复经济发展。
在那个农耕的时代 ,农业绝对是立国之本,赵恒的这一决策确实是一件利国利民的聪明决策 。
宰相毕士安、寇准还奏请通互市,号召流亡在外的百姓回归家园 ,广储蓄等,并举荐马知节守定州 、杨延昭守保州、李允则守雄州、孙全照守镇州,并拟定了一揽子计划 ,报请赵恒审批。
这都是利国利民的国策,赵恒是求之不得,当然是全盘照批,且还将两位宰相鼓励一番 ,叫他们多出一些这样的好点子,将国家的经济恢复起来。
通互市,就是发展对外贸易。
宋朝人是中国历史上最会做买卖的 ,国内贸易不必多说,海外贸易远达阿拉伯各国 。
以前,宋朝辽邦一直处于战争状态 ,两国的边境相互封锁,没有什么来往,更谈不上边贸了。
宋 、辽休战之后 ,毕士安奏请通互市,搞双边贸易,这可是宋、辽两国互惠互利的一个英明决策。
因为辽在北方 ,畜牧业发达,他们的战马是宋朝想得到的好东西,而大宋内地盛产粮食,茶叶等农产品都是辽国的紧缺物资 。
因此 ,发展宋、辽双边贸易以互通有无,确实是一件互惠互利的事情。
澶渊议和后,宋辽双方不断进行和平交往 ,增强了政治 、经济和文化的联系。
首先,宋辽双方统治者都采取了一些利于和平的友好措施 。
宋辽双方使者往来不断,使臣因出使任务、目的的不同而名目繁多 ,有正旦使、生辰使、告哀使 、遗留使、祭莫使、吊慰使 、告登位使、贺登位使、贺册礼使等。
辽朝也在长期和平的环境中,缩短了在政治制度上与北宋的差距,加速了社会封建化的进程。
当然 ,我们说宋辽双方保持了一百多年的和平,但这并不意味着在一切方面双方都没有丝毫的矛盾和冲突 。
此后不久,宋朝先后在雄州 、霸州、安肃军、广信军设置榷场与辽国做生意。
“榷场 ”就是国与国之间负责交易的官方市场 ,两国的战场从军事上转换成经济上。
经济战的本质,就是”高价卖我有的你没有的,尽量不用或少用你有的我没有的“,我们先看看啥东西辽国没有大宋有 。
“茶”是大宋手里最重要的重量级“武器 ” ,重要性相当于我国的99式主战坦克。
“茶”只在北宋境内有产出,辽国境内根本没有相应的地理环境产茶。
但为什么辽国对“茶”需求量很大呢?
很多地方解释,辽国属于游牧民族 ,以食牛 、羊肉为主,茶可解油腻,如果没有茶 ,他们的身体会受不了,他们用“茶 ”已经是生理需求,甚至还有“可三日无粮 ,不可一日无茶。”的说法 。
茶对辽人的饮食有一定优化作用,但没到“不喝茶会被屎憋死”的严重地步,大部分底层辽人的肠胃已经完全适应了无茶环境。
对茶需求量大的是辽人中的“小资” ,这些人最初是效仿宋人喝茶,立刻找到了嗨点,最终快速形成风气,这群人“喝茶 ” ,习惯大于必需,生活情趣大于钱包,这部人的钱也是最好嫌的 ,于是,北宋通过茶赚了辽国不少钱。
那么辽国呢,有没有和茶一样的武器?
有 ,是羊 。
北宋时代,辽国的羊食用纯天然绿色草本植物,喝的是无污染等离子小河里的水 ,二十四小时在天然牧场里长大,一生衣食无忧,心情愉快 ,肉嫩鲜美。
宋国也有小资群体,“要吃就吃辽国羊”已经是一种生活态度,自然,宋朝大把银子全变成了辽国的羊肉。
宋的第二种武器:绢帛 。
绢帛的主要作用是在书画上 ,特别是画。
初期,怕辽国仿制,宋把这东西列为禁止出口的产品 ,但考虑到能画画和书法的,一定是辽国的贵族,把绢帛包装成高大上的奢侈品 ,卖给辽国经济效益会翻倍,还是卖吧,价格就和LV一个档次吧。
那么辽国呢 ,辽国有珍珠,一样是吃了不顶饿,冷了不管暖的玩儿意 ,同样被辽国炒成了贵族专用产品 。
这种现象曾引起了宋大臣的关注,当时分管榷场工作的大臣曹辅曾上书。
“以彼锱铢之物,易吾亿万之资,彼诚以此养士 ,则士勇,以此赏战,则战胜。是借寇兵资盗也 。”
景德四年(1007年)又在宋夏边境的保安军(今陕西志丹)、镇戎军(今宁夏固原)等地设置榷场 ,同西夏做起了买卖。
对外贸易的发展又带动了国内商业的发展,出现了“京城资产百万者至多,十万而上比比皆是 ”的盛况。
从商人数急剧增加 ,众多富商大贾云集京城,当时商业发展的程度可见一斑。
商业繁盛,带动了经济的发展 ,也给朝廷带来滚滚财源,商税成为国家财政收入的支柱,景德年间仅商税年收入就高达四百五十万贯 。
此时大宋王朝的繁荣 ,可以用盛况空前来形容。
陕北说书,据民问口碑传说,在漫长的封建社会里,榆林一带就有活动。当时把“琵琶”叫“蝎子”(乐器像一个大蝎子) ,二片木板叫“楞子 ”,不少艺人或盲艺人靠弹琵琶、敲板说书谋生,唱腔多以“双音调”连带敲竹板唱“莲花落”;后来 ,在晋北 、陕北一带渐渐形成双音、单音、落子调、慢板 、竹板等调子 。陕北说书各地有“九胫十八调 ”之多,琵琶在延安、甘泉、延长 、吴旗一带流行;三弦在绥德、神木、府谷 、内蒙、黄河畔、甘肃省一些邻县流行,说书是单音调;佳县 、吴堡是东路调;定边、志丹、靖边是西凉调 、梅花调。双音调有慢板、武调、快板三种调子 ,长短书均用。
陕北说书的风俗特点:一、以15传为主,多半没有历史记载,不见成本 ,如:《花柳记》 、《黄鹰记》、《汗巾记》等约120多本,多以15传后手抄,民间流传;二、语言 、词汇丰富 ,多为农民语言,通俗易懂,易于流传,为农民喜闻乐见;三、沿袭古代民间乐会形式 ,简便易行,冬天可放在炕上,炎夏可放树下、地上 。这些特点 ,经著名说书艺人韩起祥继承发展,已成为一枝独秀的奇葩。
韩起祥:1915年出生于横山县韩家塬子村,祖宗三代都是揽长工的。他3岁眼睛失明 ,6岁离开父亲卖豆腐,9岁给地主家赶毛驴,13岁拜师学艺——说书 ,14岁开始以说书卖唱维持生活,会说百余本传统书目,会弹50多个民歌小调 ,1940年到陕甘宁边区,开始走上以“陕北说书”为人民服务的道路 。几十年如一日,编说了《时事传》 、《王丕勤走南路》、《刘巧团圆》、《回乡记》 、《翻身记》等著名作品,为陕北说书奠定了得以存在和发展的基础 ,给中国曲艺文苑里增添了新的光彩。建国后,韩起祥曾任中国曲艺家协会副主席、中国曲艺家协会陕西分会主席。